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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裴刚：汉语教育如何架起中菲民心相通之桥？******

　　中新社马尼拉12月28日电题：汉语教育如何架起中菲民心相通之桥？

　　——专访菲律宾教育部课程发展司顾问、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裴刚

　　中新社记者张兴龙

　　近年来，汉语热在菲律宾悄然兴起，热衷于学习汉语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当前，菲律宾汉语教育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又将对两国人文交流产生何种影响？菲律宾教育部课程发展司顾问、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裴刚(Cavin F. Pamintuan)博士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出解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菲律宾是中国的友好近邻和在东南亚的重要合作伙伴，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人文交流方兴未艾，菲律宾兴起“汉语热”，汉语教育在中菲人文交流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裴刚：尽管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但据我观察，许多菲律宾人并没有意识到两国间的相互联系，以及自己的生活如何受到中国文化影响。所以，每当开学上汉语课时，我都会让学生想出一个他们认为源于汉字的他加禄语单词，大多数学生会对常用的单词有“中国血统”而感到着迷。我的目的是让他们认识到，菲律宾的语言也受到汉语的极大影响。

　　近年来，菲律宾对汉语使用者的需求迅速增长。汉语教育已成为一个重要平台，为菲律宾人提供了认识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新视角。值得一提的是，在菲律宾建立孔子学院之前，只有社会精英才能在专门的学校学习汉语，而他们只占整个国家的一小部分，其余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菲律宾与中国长期培养起来的友谊。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两国间的友好往来促进了汉语教育在菲律宾的蓬勃发展。中菲两国政府的坚定支持，为汉语教育在菲主流社会的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2011年，汉语教育被纳入菲律宾K-12基础教育计划。目前，菲律宾每年至少有来自全国153所学校的12000名公立中学生在学习中文。他们是中菲友好播下的“种子”，“发芽”后将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最终成长为中菲友好的使者。

　　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例子。2010年，我的教授章石芳博士种下了我这颗“种子”。现在，轮到我为未来种下更多的“种子”。

　　汉语教育是连接菲律宾和中国人民的一座无形桥梁，而这座桥梁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在菲成功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当人民的心被连接起来，才能更好地连接路，而路又能连接世界。

中菲青年迎春联欢会，菲律宾大学生表演菲律宾传统节庆舞蹈《酒杯舞》。关向东摄

　　中新社记者：您是第一位由菲律宾孔子学院培养出来的汉语教学博士，现担任菲律宾教育部课程发展司顾问，在您看来，菲律宾汉语教育发展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

　　裴刚：可以用一个缩写词“RECIPE”(诀窍)总结在菲律宾发展汉语教育的经验，具体为相关性(Relevance)、赋权性(Empowerment)、承诺性(Commitment)、包容性(Inclusiveness)、实用性(Practicality)和参与性(Engagement)。

　　相关性——要确保汉语教学内容与学生日常生活具有高度相关性。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尽可能贴近学生生活，开发情境化的教学材料，让学生实现“沉浸式”学习。

　　赋权性——汉语教育应确保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实力。需关注学生在学习汉语后发生的积极变化，以及这项技能如何帮助他们在工作领域获得更大优势。

　　承诺性——参与发展和实施汉语教育的各方都要明晰承诺，以促进权责分明。如菲律宾教育部致力于制定相关政策，确保汉语教育的顺利实施，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致力于提供相关培训和材料，确保合格的教师在公立中学教授汉语。各方的承诺是明确的，并为实现共同的目标努力。

　　包容性——汉语教育应具有包容性，无论肤色、种族、信仰、性别，为每个人提供均等机会，让更多菲律宾人有机会接触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目前，菲律宾的汉语教育在初中进行，将来会扩大到小学、高中，甚至推广至帮助失学青年和成人学习者完成基础教育的替代性学习系统(ALS)。

菲律宾孩童学习编制中国结。　樊蓉摄

　　实用性——应保证学生所学的知识能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应用。因此在设计课程时，需考量汉语教育是否有助于学习者的全面发展，特别是跨文化交际能力。

　　参与性——菲律宾汉语教育的成功是所有参与方合作的结果。在汉语教育实施之前、期间和之后，各利益相关方要积极参与，以确保汉语教育的持续改进。例如，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会与菲律宾教育部合作，举办年度论坛和会议，确保双方目标一致，并了解对方的最新动态。

　　过去十年，汉语教育在菲律宾取得了诸多成就。为确保可持续发展，未来还要做很多工作。所有的参与方都应持续关注汉语教育给菲律宾人民带来的影响，在推动其向前发展的同时总结新经验。

“2018年菲律宾首届HSK留学就业展”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光启学校举办。关向东摄

　　中新社记者：作为菲律宾汉语教育的重要参与者，您如何看待菲律宾汉语教育当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裴刚：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中企进入菲律宾市场提供了机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桥梁、水坝、发电厂、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接连落地菲律宾，大大提高了菲律宾人民的生活质量，为当地民众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除此之外，两国农业和旅游业合作也方兴未艾。这些都增加了菲律宾对汉语教育的需求。

　　尽管汉语教育在菲律宾的公立和私立学校已经制度化，但仍有必要通过“汉语+”课程不断优化汉语教育内容，以确保学校提供的教学内容与市场需求相一致，帮助学生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

　　为满足国内不同领域对汉语的需求，有必要实施短期和长期的“汉语+”计划。短期计划主要指，中国在菲企业为菲籍员工提供短期培训项目，菲籍员工可以学习到实用的中文口语，用于日常工作交流，在提高员工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减少企业的沟通成本。长期计划主要指，相关机构考虑通过以下方案实施培养不同领域的本地人才计划：一是将汉语纳入高中课程，为学生高中毕业后的工作或高等教育做好准备；二是将中文纳入菲技术教育和技能发展局(TESDA)的培训课程，使不同专业的人学习这门语言，并在培训后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三是在大专院校设立与汉语有关的学位课程，使汉语人才培养专业化；四是在菲律宾建立孔子学院协会，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为菲律宾人提供顺应时代要求的汉语教育内容。

　　在菲律宾发展汉语教育最大的挑战是政策支持。如前所述，汉语教育不仅能促进中菲民心相通，也会对两国互联互通产生积极影响。因此，相关机构有必要制定政策，支持在菲律宾实施“中文+”项目。

菲律宾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第八届全菲汉语教学研讨会”。关向东摄

　　中新社记者：您于今年5月荣获第二届“中菲相知奖”重要贡献奖，是促进中菲友谊与合作的友好使者，您认为未来中菲应如何更好“相知”？

　　裴刚：于经济学家而言，中国被视作贸易伙伴。但对于在两国都生活过的人来说，我把中国看作另一个家。我本人的故事，从汉语学生到汉语教师，从中国故事的听众到中国故事的传播者，正是普通人成为中菲友谊推动者的一个完美例子。今年，两国元首在泰国曼谷会见时也强调双方要密切人文交流。在我看来，中菲更好“相知”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坚持不懈地讲好中国的好故事，激励更多人参与两国的人文交流，让菲律宾民众看到友好的双边关系是如何改变他们生活的。

　　其次，宣介好两国在各个合作领域取得的成就，包括教育领域。过去几年里，中国对给予菲律宾巨大帮助一直保持谦虚态度，我们也见证了中国如何支持菲律宾对抗疫情。当前，两国间的合作已取得了诸多成果，有必要将这些成果展示给菲律宾的主流社会，以巩固民众对中菲合作的支持。

　　再次，除政府间合作外，还要激励基层合作，鼓励社会参与。虽然自上而下的方式对建立合作的法律基础是必要的，但自下而上的方式同样重要，因为它能产生社会支持。过去几年里，除教育部之外，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还在各大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实施汉语教育项目，目的就是如此。

　　最后，为菲律宾青年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让他们到中国去，亲身感受中国各方面的进步，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对那些想要深入学习汉语的菲律宾青年来说，汉语教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助推器，将帮助产生更多的中菲友谊“火炬手”。(完)

　　受访者简介：

　　裴刚，菲律宾教育部课程发展司顾问、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第二届“中菲相知奖”重要贡献奖获得者。裴刚是福建师范大学与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联合培养的首届(2008级)汉语师范专业本科生，2013级汉语国际教育(孔子学院奖学金)硕士，也是第一位由菲律宾孔子学院培养的汉语教学博士。工作后历任红溪礼示大学孔子学院中文教师、行政主任、副院长，于2019年5月起任菲方院长，具有丰富的中文教学和教育管理经验，一直致力于通过语言和文化教学促进中菲友好交往和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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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马丁·雅克：如果只能照搬西方模式，谈何理解中国？******

　　马丁·雅克是英国著名学者、作家。他是剑桥大学博士，并曾长期担任该校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是西方世界解读中国最著名的声音之一，他于2009年首次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是全球范围内的现象级畅销书，已被翻译成15种语言。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日对话马丁·雅克。

　　马丁·雅克表示，要理解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功，必须理解中国文明的特性，要明白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他指出，西方许多人试图强行让中国接受西方人权等价值观的心态使得西方几乎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他同时建议西方国家如果真的想理解中国抗疫为何取得成功，就应该先去了解孔子的儒家思想。

　　以下为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在您看来，中国成功的根源是在于其选择的制度路径还是其独有的政治领导力？

　　马丁·雅克：我们必须在更广的维度上进行探讨，而非仅仅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领导力或政治体制的讨论。按照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观点，中国的政治体制展现出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强大的延续性。如果回顾中国从秦朝以来的治理模式，能够看到这中间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但一些重要的特征始终是十分相似的。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领导中国的政治力量，但即使在这一阶段，中国仍然从传统社会治理中传承了许多重要的因素。

　　优秀的政治领导力无疑是一个国家所必须的。我认为从毛泽东、邓小平一直到习近平的中国领导人都有着极为突出的政治领导力。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新的时期，已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中国在国际上扮演更加严肃、更加活跃、更加积极的角色成为可能。

　　中国的体制极其成功地打造了一支富有才干的领导团队和一群治理人才。从历史的尺度来看，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政府出色地完成了其使命。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政党的自我革新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西方一直对中国共产党颇有微词，然而让我们直面现实吧——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领导层的表现远远好于同时期的美国领导层。

资料图：上海外滩，游客欣赏“永远跟党走”光影秀。殷立勤摄

　　彭大伟：当美军仓惶撤离时，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军在阿富汗的使命从来不是“国家构建”(nation building)。中国是否正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国家构建，才避免了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厄运？

　　马丁·雅克：当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疑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很可能是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任何时代当中最好的一个。这是站在中国漫长历史的肩膀上实现的。正是由于从中国历史中获得的智慧，中国共产党能够纠正其早期犯下的错误，探索出一条成功的治理之道。

　　中国文明自身的特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它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的话，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任何有关中国的问题。

　　彭大伟：您曾提到西方理解中国抗疫模式需要先了解孔子的学说，您还提到西方对此缺乏应有的认知。能否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马丁·雅克：西方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并未真正理解中国，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西方人在成长阶段接受的教育是“西方做事情的方式是全世界其它地方学习的模范”，西方的范式比全球其它任何地方的都要优越——西方的运作方式、制度、规范……都成为了用来衡量其它国际的准绳。

　　例如，在“人权”这样的争议话题上，西方从未真正尝试着去理解中国是如何实践其人权理念的。这是由于双方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可追溯到孔子的时代。在孔子的学说中，个体不是世界的中心，人们重视的是集体，集体可以是一个家庭，也可以是范围更大的集体，一直到整个中国。只有当置身于一个集体、一个社会当中时，个体才具有意义。

资料图：南京小学生行古礼点朱砂“开笔破蒙”，孩子们在南京夫子庙大成殿内的孔子像前留影。泱波摄

　　在我看来，围绕人权问题的大部分争吵都是基于西方希望想将其思维模式输送给中国，而后者并未接受。这么做意味着这些人并不真正需要理解中国，因为最终他们还是会相信自己是对的、中国是错的。如果动辄就向中国喊话“你们只需要照我们的方式来”，那还谈何理解中国呢？

　　在诚实和谦虚这两方面，西方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无疑都是不及格的。(对中国抗疫方式的指责和后来围绕病毒溯源的纷争)真的都只是一种可耻的、用于分化和转移注意力的借口。

　　中国是如何取得抗疫成功的？第一，中国政府有非常好、非常清晰的抗疫策略。第二点，也是西方从未探讨过的一点，就是人的因素非常重要。中国人拥有很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团结度，这种传统深深地植入到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当中。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抗疫中的表现如此差劲——美国没有中国重视集体的观念。

　　彭大伟：白宫和美国共和党政客热衷于在新冠溯源等议题上攻击中国，这完全无关严肃的科学研究，而是一种将病毒作为武器的诡辩术？

　　马丁·雅克：这是一种转移视线的企图，由于美国在疫情期间表现得糟糕透顶，而中国表现得非常突出，政客们不得不出手掩盖这一事实，而这种做法已经给西方带来了国际关系层面上的危机。美国和整个西方抗疫是如此乏善可陈，以至于他们只能一再转向病毒起源的问题。我认为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在这当中的角色是可悲的——并非每一家都是这样，但有太多政府和太多的媒体都热衷于甩锅了。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复兴的百年历程？

　　马丁·雅克：这一切成就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每个中国人都为中国今天的成就作出了一份贡献。当然，要想实现这一切，就必须得有卓越的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恰好是这样一支领导力量。从1949年到1978年再到如今，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非常伟大。中国共产党在我看来是现代人类世界最成功的政治组织，而且遥遥领先其它政党。西方时常会拿苏共进行比较，但中国共产党和苏共完全没有可比性。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新、自我重塑方面做得非常好，事实上他们不仅重塑了党，也重塑了中国。执政地位不是理所当然的，政党必须与时俱进，总是着眼未来。中国文化很善于着眼未来。中国共产党传承了中国文化的这一思维特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总能带领自身和国家走出低谷。

　　邓小平的改革从经济政策上引入了市场的作用。很多人事后说这是“西化”，但恰恰相反，中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独特体制，破除了改革开放前束缚发展的要素，将自身发展融入了全球市场。改革开放对中国而言是一种极为自信的思路，因为一旦选择对外开放，中国就得和资本主义世界竞争，面对的竞争对手来自(当时)富裕得多、受教育程度高得多的西方国家。这是非常关键的决断，西方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中国能够取得成功，但是中国仍然以强大的自信选择了开放。